〖深圳口述史〗单协和：用大家乐的形式奏响人生协作曲
单协和在大学任教时备课。
“大家乐”的舞蹈表演。
单协和在国际舞蹈年表演获奖。
最早的“大家乐”舞台是一个土台子。
“在水泥结构的笋林间，你有没有感受到家乡后山上竹林间的幸福？” 1987年下半年，我给邀我来深圳的前同事田地写了一封信，信中我这样问他。意思就是深圳可能发展很快，但是你的心在那个地方能不能安定下来。田地回信：“感受到了！”
后来我们重新提起这件事时，田地还说我太矫情了，但那时候我确实很犹豫，一直在试探着要不要来。
田地在深圳旅游公司，当时西丽有中国改革开放后兴建的第一个度假村，春节会有很多港商过来游玩，他让我约了几个人，先来深圳看看。于是1987年底，我第一次来到深圳。而当我看了“大家乐”的表演后，脑子里瞬间蹦出一首歌——“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”，我被深圳“大家乐”的表演风格彻底吸引了。
首次来深被“大家乐”吸引
深圳“大家乐”舞台创办于1986年6月，是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一个项目，在荔枝公园的一个角上，原计划是由各基层团委组织演出队伍轮流上台演出。它自荐表演、自娱自乐表演形式的诞生，其实是非常偶然的。
1986年的一天，原定于当晚进行的文艺晚会正要开始演出，预定的海关表演队伍却因临时要接待领导来不了。这下麻烦了，观众都在台下坐着呢，没节目怎么办？
为了救场，当时我们的主任云蔚成就说，我们这么多工作人员，自己出来唱唱跳跳吧。他自己也会唱京剧什么的，但毕竟工作人员人数有限，半小时就没节目了。“要不就让观众上来唱吧。”
于是主持人就问：“观众有没有会唱的啊？家乡的花鼓戏、家乡话都可以。”刚开始观众都不敢动，后来有人起哄，你推我我推你，就有第一个人上来唱了一首流行歌曲。
唱完大家都笑了：就这种水平还能唱，我也行啊。就这样一下子就把大家撩拨起来了。从此，当场接受报名、登台表演成为“大家乐”独有的一种表演形式。
1987年我第一次到深圳时，“大家乐”的舞台还是一个土台子，水泥地，非常简陋。舞台上有唱卡拉OK的，有吹口琴的，还有唱革命歌曲的……就是大杂烩，很多跑调的。但这都没关系，因为开心最重要，观众就是演员，演员就是观众。
我是跳舞出身的，来深圳之前在湖南师范大学教舞蹈，非常喜欢这种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的开放、平等、没有门槛、无拘无束的表演模式。因此，虽然这里的条件不是很好，但我觉得这就是我喜欢的地方。我就决定来深圳了。
进文工团成为台柱子
我从小就是跳舞的，这既和我的爱好有关，又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1954年我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，父亲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，母亲是医生。
我走上舞蹈道路源于一次文艺汇演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演员演《白毛女》跳芭蕾舞，她踮起脚，把腿拉出去绷直，一下子就像闪电般击中了我：天底下还有这么美的东西！从那以后，我就对舞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当时我才10多岁。
后来大概十四五岁，正值文革时期，我被岳阳地区的文工团挑上了。其实我父亲是反对的，他希望我去读书，或者学一门手艺，做个“戏子”是不行的。他还带我去见了我们平江县最好的木匠，让我拜师，当时我头都磕了。但心里始终在打鼓——我能不能拿起木匠的那把大斧头。最后我还是去做了文艺。
到了文工团以后我什么都做，舞蹈、革命样板戏、京剧、花鼓戏、锣鼓祠……我很好学，很快就成为我们团的台柱子，这也为我以后来深圳做群众文化，策划、组织晚会打下了基础。
很快四人帮被打倒了，1977年高考恢复，我按捺不住想要参加。但因为我是团里的主要演员，团里不想放我走。团长虽然在嘴上说支持我，实际上却千方百计要留住我。他马上组织我们到乡下各个地方巡回演出，一天演两场，第二场演完都快凌晨一两点了。
于是，我想办法和我室友轮流复习：一是怕查岗，二是演出太累了怕睡过头。每天晚上上半夜他复习我睡觉，下半夜我复习他睡觉。考试那天一大早我们赶几个小时的路去长沙，晚上还要赶回去演出。
刚开始我的通知书没下来时，团长每天见到我都是乐呵呵的：“没录取没关系，不要灰心，下次再来嘛。”过了几天我拿着通知书去找他，正在漱口的他一惊，差点把假牙吞进去，他那种表情我现在都记得。
我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艺术系，在岳麓山下学习。毕业后不久我又回到母校教书。
辞掉大学教师工作来深
刚开始在大学里的生活还是很轻松的。一个星期就两次课，另外就是带舞蹈团，当时我很受器重，也为学校争得了很多荣誉。此外，那时全省的体育舞蹈老师培训什么的，从写教材到培训都是我负责。
但是我受不了学校里的按部就班和论资排辈的传统。旧有的一套体系摆在那里，像枷锁一样让人喘不过气。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眼神，一句不经意的话都会让人感受到层级的压力。而且搞文艺的人有一种想法，就是年轻时候应该去当演员，因为有资本，精力旺盛，形象也好，到演不动了才去做老师的。
因此，当第一次从深圳回去以后，我就决定离开学校，去深圳发展。正是在田地的帮助下，我进入了心仪的“大家乐”。
来到“大家乐”之后，我印象最深的是去贴招生广告。我来“大家乐”是教舞蹈的，但要自己去招学生。我以前可是大学老师啊，学舞蹈都是人家来求我的，再说大学老师谁干过这个事啊？当时思想斗争还挺激烈的。
纠结之下，还是决定自己行动。写好招生广告，我还请一个毛笔字写得比较好的同事帮我抄了几份，抄完我就拿着去火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贴。当时连浆糊都忘了带，最后跑到一个饭店，找老板要了一些桌子上的剩饭当浆糊。当时他问我贴什么，我都不好意思说是招生广告。找到能贴广告的地方，我把纸盖在墙上就赶紧跑，有没有贴牢都不知道。
当时我感觉似乎所有人都在看着这个大学老师在贴小广告。而我就感觉自己在出卖自己的身份，出卖自己的灵魂，太丢脸了。
所幸，最后的结果还不错。后来学交谊舞的人很多，我慢慢有了名气，很多单位，比如党校、企业等，都请我去教交谊舞。
春节给务工者一个“家”
1994年我们策划、组织了一场“深圳是我家”的家园主题文化活动，一直延续至今，已经20届了。
策划这个文化活动源于1993年。那年大年初一傍晚，我吃完饭随处溜达，走到“大家乐”舞台时，发现很多打工者由于买不到票或没有钱，并没有回家，他们跑到“大家乐”的舞台旁边等表演。
当时我们的舞台上挂着“春节休息，暂停活动”的告示，很多青年趴在我们舞台周围的栏杆上，眼睛死死盯着黑乎乎的舞台。“他们就是一群找不到家的孩子”，我脑海里蹦出这样一句话，让他们这样苦守着，是我们的没有尽到责任。我就马上打电话给领导，说要开卡拉OK，开一盏灯，把音响打开，大家上去唱。
就这样，以往一场只有十多个人唱，那一次一直唱了几十个人，还有很多人跑过来说：“求求你让我上去唱吧，我想家，我可以唱家乡的歌。”当时我们一个美工在舞台旁边，一个务工者上去就跪在他面前说：“感谢你，在我们没有家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家。”后来这位美工对我说：“看到他们这么看重我们，我们加班、累都值得了。”
所以到1994年春节的时候，我们就决定不仅不休息，还要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，如唱卡拉OK，组织喝啤酒比赛、拔河比赛，跳交谊舞等活动。整个活动还有了一个温馨的名字，叫“深圳是我家”。活动策划、筹备好之后，我们就上报到市里，希望有领导参加开幕式。
非常幸运地是，当时正好中央下文件，希望外来务工者留在当地过年，缓解春运压力。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创造条件，让务工者享受到家的温暖。天时地利加上人和，市政府马上认可了我们的活动，五套班子成员参加，连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。从此，这个活动每年都会举行，直到现在。
半夜写出“深圳湾情歌”
以前大家都说深圳是“文化沙漠”，当时确实是，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建设上，文化暂时顾不上，原创音乐创作更是这样。
在我们来之前，深圳有一些原创音乐，但都不系统，不成气候。田地来深圳以后，把我叫过来；我来以后，我又把我们另一个会作曲的同事王佑贵叫过来，就像“猴子捞月亮”一样，一个接一个。
后来由于我们3个在写词、作曲方面的成绩，大家还给我们起了一个绰号叫“深圳歌坛三剑客”。
其实刚来深圳的时候，我们很享受深圳无拘无束的艺术环境。每天忙累了就去吃一碟炒田螺，只要两块钱，再喝点小酒，太舒服了。
后来有一次我们突然惊醒：我们来深圳是为了什么？天天吃炒田螺是我们的初衷吗？还是写点东西吧！
当时田地也到了“大家乐”，我们3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，里面有一架旧钢琴，还烂了一个角。王佑贵说，光说不行，要安排任务，你们两个上半夜写词，我先睡觉，下半夜我起来作曲的时候要看到歌词。就这样逼着写。
我写的《深圳湾情歌》等一大批歌，都是这样逼出来的。我将《深圳湾情歌》的主体部分写出来只用了半夜时间。
其实我写歌的时候并没有去过深圳湾，但是我知道台湾有一首《娜鲁湾情歌》，娜鲁湾有情歌，那深圳湾肯定也可以有情歌啊。于是，我就发挥想象力，想象海湾是怎样的，很快歌词就缓缓流出：“没见过这么美的水，没走过这么软的滩，没见过这么青的草，没走过这么长的湾……风送莲香，露比龙眼，雨打芭蕉，情意绵绵……”
王佑贵起床看到歌词就开始作曲，一气呵成，很快曲子就出来了，还加上了客家咸水歌的风格。
这首歌第一次上电视就是彭丽媛老师在深圳电视台唱的，后来宋祖英老师也唱过，这首歌还走出了国门。
后来我们这帮人继续创作，王佑贵还把蒋开儒从东北叫过来。蒋开儒写了《春天的故事》、《走进新时代》，田地写了《我属于中国》、《又见西柏坡》，我又写了《花季雨季》等作品，此外还有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》等一批优秀作品，都是在深圳诞生的。
众多明星走进“大家乐”
明星来“大家乐”开演唱会是我们策划的文化转型项目。因为一直唱卡拉OK，“大家乐”的吸引力渐渐减弱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文化建设的进行，大家知道了很多明星，而这些明星也想推广自己的唱片，“大家乐”就成了一个结合点。我们开始和一个市场推广公司合作。
那一两年，我们请到很多明星。例如1996年，我们举办了孙浩、火风、光头李进、江珊、马旭成、王子鸣等明星的个人演唱会，取得不错的反响。
因为当时深圳的文艺专业人员大都在歌舞厅里，但是外来务工者一般进不去那种场所，所以有段时间，我们把歌舞厅里的演出拉到“大家乐”的舞台，受邀的包括陈思思、戴军、汪正正等。
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丛飞。丛飞刚来深圳时还住过桥洞，但是他是一个很有想法，很有感召力，很有热情的一个歌手。
初来乍到的歌手，需要这样一个舞台来表现自己。丛飞就在“大家乐”报名唱过歌，我印象中他唱的是东北的民歌。首次登台，他唱得不错，后来又听说他是唱《乌苏里江》的郭颂老师的学生，我们就很关注他，经常叫他演出，慢慢地，我们就熟悉了。
后来他资助了贵州的很多学生。当他自己都无法支撑的时候，他找到了我，问我能不能介绍一些演出给他赚点钱，还孩子们的“账”，我就帮他介绍了一些。丛飞去世以后，纪念馆就放在我们“大家乐”。
如今，“大家乐”开始转型，走向社区。因为原址附近的工厂减少了，外来青工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强烈了。 2009年底，因为工作调动，我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“大家乐”，来到少年宫。
回头想想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，我坚信来深圳是无悔的选择。深圳给了我希望和平台，让我发挥自己的特长，还让我成为一名词作家，那么多作品在传唱。
更让我觉得光荣的是，“大家乐”成为全国的文化典型，高峰时期深圳有380余家“大家乐”，全国其他各大城市也有100余家。我相信正在转型的“大家乐”未来会有新的精彩。
一个人一辈子做不了太多事，有这么一件事就够了。